父母为了让董竹君长大后能有出息，决定再苦也要供她上学。在她6岁时把她送进私塾小学，一年的学费两三块钱。

　　在她12岁那年，拉黄包车的父亲病了，在借钱治病无望的情况下，母亲叫她辍学去还清债务。

　　“我们家借了许多高利贷，学了京戏，把你送到五马路堂子里去抵押，抵押3年就可以还清债务了。”

　　她回忆道，刚刚进“长三堂子”，水牌上别的姑娘只有两三张局票，而她的水牌却写满了，并每天都在增加易游体育，一直加到五六十张。

　　转眼一年过去了，14岁出落得亭亭玉立的董竹君，眼看步卖身姐妹们后尘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。

　　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客人中有个叫夏之时的得知董竹君的身世，非常同情她。

　　夏之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武昌起义时，他在四川成都带兵一路打到重庆杀死镇守使，被选为四川省副都督。

　　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后，革命党人两次讨袁失败，夏之时和他的同党逃离四川，潜入上海，借堂子为掩护。

　　“24岁就任四川都督真是一位英雄豪杰，自此我就更加爱慕他，并留心夏爷是不是真心爱我。”

　　尽管如此，她没有向他表白心迹，她知道夏之时在四川有夫人，她不想成为小老婆。

　　身处火坑的董竹君把情爱深深的埋进了心底，也许是天意，非得成全这对有情人。

　　形势突变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在国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，出价3万大洋要夏之时的人头。

　　夏之时只得躲进虹口区的日本租界，一边做流亡日本的准备，一边派人去“清河坊”和老鸨谈判准备出资为董竹君赎身。

　　哪知道当初董竹君仅是300大洋押进堂子，时隔一年心狠手辣的老鸨开出了天价非要3万大洋（约今360万）。

　　董竹君竟坚决地说：“不要用你的钱赎身，要不然一辈子都会被你说是买来的。”

　　董竹君信以为真，坐上轿子就走，哪想到老鸨将她送到西藏路一条深不见底弄堂内的二楼，将她关了起来叫看守严加看管。

　　一个静谧的晚上，董竹君支使看守去买夜宵，脱下绸缎旗袍，解下金玉首饰，清清白白地去见心上人。

　　正和朋友准备行李上船去日本的夏之时，看到心上人从天而降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他抱起董竹君兴奋的说：“你真的逃出来了，线年，董竹君与夏之时举行了文明婚礼。

　　董竹君一袭白洋纱制成的法国式连衣裙，一双白色半高跟的尖头皮鞋，梳了一个法式的发结。

　　但他竟然不放心已做了母亲的董竹君，他将一把手枪交给她，并说：“你把手枪放在枕边，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就用它解决自己

　　一开始，人们都认为董竹君配不上夏之时。那些清高男女个个斜眼看她，“一介青楼女子能念得好书？不过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！”

　　夏之时母亲对儿子放话：“一个卖唱的只配当姨太太罢了，况且嫁给我们这种大户算怎么回事？你赶紧给我娶个正房回来！”

　　伙计丫头。对家里长辈恭恭敬敬，对同辈刁难也处处忍让，打理家里的一切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

　　终于，靠自己的智慧与努力，赢得了公婆一家人的肯定，还特意为她重新举办了隆重的传统婚礼。

　　她不喜欢当时官太太的应酬，实在推托不开，一般也只是算准了时间去，到了就吃，吃了就走，所以太太们替她取了一个绰号——

　　夏心慌”。正当夏之时飞黄腾达时，不料却被解除军职，他终于结束了人生最辉煌的一页。

　　“你凭什么对我这样，我每天忙里忙外，累的精疲力尽，你为何不体谅体谅我呀？”

　　可怕的是，夏之时还恋上了抽烟赌博，以前接受的新思想全然不见，滑为封建专制。

　　一次夏之时高烧在床，董竹君为他端尿送饭，中间出去屋外透气，跟他的士兵说了几句话，夏之时竟然破口大骂，说她不守妇道。

　　有一次，夏之时拦截了女儿夏国琼的钢琴老师写给董竹君的信，一看是男老师，他恼羞成怒，骂她不守妇道。

　　1926年正月，当董竹君和夏之时唯一的儿子降生后，董竹君又从上海叫来父母亲开办了“飞鹰黄包车公司

　　但夏之时却歧视董竹君的父母，董母遗失了一支心爱的金簪子，心疼地哭了起来，心情烦躁的夏之时厉声呵斥：“又没死人，哭什么？来人，把她绑起来！

　　夏之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从来不管几个女儿的生活和教育，更不让四个女儿读书。

　　夏之时认为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，用不着在她们身上花太多钱，十七八岁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就对得起她们了易游体育。

　　可夏之时报以嘲笑，“我们来个君子协定。暂不离婚，分居五年。在这五年里，你要是带着女儿没在上海饿死，我就把手掌里的肉给你煎鱼吃。”

　　租不起房子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和父母住进了二叔家里，二叔和二婶是卖报纸的，日子紧巴巴。

　　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，董竹君先是将衣服首饰送进了当铺，后来干脆连长女的大提琴也押进了当铺。

　　在五年的时间里，夏之时多次给董竹君写信：“你若是想回来，随时都可以。如果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是可以改的。”

　　似有悔意的夏之时双眼含泪，苦苦哀求：“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，你真的要一笔勾销吗？”

　　迫于生计，1930年春天，董竹君在上海闸北区创办了群益纱管厂，招了100多工人。

　　厂子开办过程中，董竹君备尝艰辛易游体育，她把孩子们全部送到寄宿制学校，一个人撑起所有重担，步履维艰，厂子大小事务都亲自掌管。

　　“现实生活和处境就如一把把尖刀，一条条皮带，整天整夜、每时每刻，都向我的心肺、皮肉、神经钻刻着、抽打着，一家老老少少都张着口等着吃饭、穿衣、上学，现实逼得我走投无路，重重的生活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。”

　　为拓展企业，在银行不愿贷款的情况下，董竹君远赴马来西亚向华侨吸纳资金，群益纱管厂这才在

　　在遭到法国巡捕血腥的危难之际，她们救下了被法国巡捕打伤的暨南大学学生骆介庵。

　　1932年1月28日，日军进攻上海，发生了著名的“淞沪战役”，群益纱管厂遭到了日军轰炸，化为灰烬。

　　1932年3月4日深夜，董竹君被巡捕房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关押了4个多月。

　　年迈的父母不久死于忧惧之中，母亲死前想吃香瓜都没钱买，父亲死后无钱下葬，灵柩寄放在苏州会馆。

　　万般无奈下，还是同狱难友借给她100元汇票，贿赂了律师，关了四个多月的董竹君才“取保释放”出狱。

　　眼看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成了问题，负责采购军火的李嵩高在上海听说了董竹君的遭遇。

　　她在四川生活多年，深知川菜极有特色，各种小吃也丰富多采；她学过烹调，又在夏家练就一手制作川菜的高超技艺。

　　口口相传，天天顾客盈门，楼上楼下人满为患，临时添加了不少座位，连过道都不通了，只得从客人头上传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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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、杜月笙、张啸林和来上海办事的南京政府要员都曾光顾锦江川菜馆。“锦江川菜馆”名气越来越大，各界名流到上海，无不以品尝这里的菜为快事。

　　董竹君富足起来了，首先为女儿前途着想，让他们学钢琴、读书，给他们最好的教育。

　　董竹君出资，和《大公报》记者蒋毅宵创办了半月刊《上海妇女》杂志，宣传妇女人格独立。

　　南京汪伪政府千方百计想收买这本杂志为他们服务，董竹君顶住压力，坚持自己办刊。

　　就在锦江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卢沟桥事变之后，作为上海滩知名餐馆，锦江也受到日本人的欢迎。

　　在菲期间，董竹君历经磨难，死里逃生，差点被驱逐出境，加入菲律宾逃难大军，躲藏在偏僻的竹林中。

　　1951年，董竹君思量后，将自己经营16年、价值黄金3000两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捐献给国家。

　　她一生无数曲折，从妓院到都督夫人，又和都督丈夫离婚，抛弃荣华，单枪匹马带着四个女儿到上海打拼。